正确答案： 1）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一方面要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2）对新闻法的各方面内容作了广泛探讨。除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诸如知情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诽谤、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和预防制、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著作权等等，皆有涉及。3）新闻法研究领域的争议得到全面展示。难点九条（1）新闻法早出台还是晚出台；（2）新闻法应立足现实还是理想的超前的；（3）是否允许私人办报；（4）新闻自由；（5）新闻的功能；（6）舆论监督；（7）法律责任；（8）新闻仲裁制度；（9）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立法的核心在于破除人治；媒体权力也应该受到制约；信息公开权力不足以保障公民知情权。实际（一）腐败不断加剧，怨声载道，是怎么来的？同样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途中，美国当年有媒体开展的“扒粪运动”，我们却在那里大搞“正面宣传”，从1987年－2010年被绳之以法的120名省部级高官，没有一个是由媒体从发现蛛丝马迹开始，步步深入揭发出来的。我国新闻体制是本地无法揭发本地贪官，又因为禁止跨地区监督，不准媒体揭发外地贪官。这等于是创造了令贪官放心的舆论氛围。（二）我国贫富悬殊越拉越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的报告显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不让媒体向决策层及时输送贫富悬殊的信息，不利于国家微调税收和分配政策；不让媒体向全社会输送这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就不能形成缩小基尼系数的社会动力。（三）许多全局性的问题由来已久，这两年爆发性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是怎么回事？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迟缓，其理由还可有一说，但是像领导干部及其配偶财产公开、党政机关“三公问题”、各地普遍建政府大厦、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太大、药品流通环节问题多导致药费奇贵等问题，群众议论纷纷，解决起来并不像政治体制改革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传媒也是无所作为，并不是他们不敏感，视而不见。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借口下面，传媒偶尔触及皮毛，都要冒很大风险。以至于有某特大城市下令传媒不得讨论孩子上幼儿园难、上小学难，以及大量居民被狗咬伤，怎样处理人与狗的关系的问题，传媒也只好遵命。我们过去总是认为，要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媒体要配合，不挑开引起不安定的矛盾，安心“把蛋糕做大”。结果让以上几方面的问题不断积累，堆积如山，结果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四）“文革”回潮是怎么来的？无论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还是“文革”，都早已过了档案保密期了，可是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很少让出版社出版披露这些巨大灾难和严重错误的著作。这是导致现在出现“文革”回潮、称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加了一股新的阻力。
